[摘    要]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技术驱动力的增强，期刊编辑出版领域的内容生产范式和内容供给模式产生颠覆式改变，在推动出版创新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和风险。对此，研究详细阐述了AIGC和期刊编辑出版主体在融合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与关键问题，借助共生理论框架，具体深入地从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3个维度分析AIGC-学术出版融合发展的共生要素，并提出保证共生单元融合发展、打造一体化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完善政策制度共生环境的发展路径，探索建立AIGC-学术出版融合发展高效运行的策略和优化路径，为出版业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赋能。

[关键词]  共生理论   AIGC   学术出版   融合发展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技术的触角不断延伸，为各行各业带来深刻变革，有人满怀期待地探索如何更好地应用这项技术，有人担心技术的发展不免带来一系列风险。出版行业的各个步骤也正在被逐步渗透，尽管AIGC对学术出版行业的影响仍未充分显现，但其具有的变革能力和充满活力的应用前景已受到业内密切关注。为防范AIGC的误用和滥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携手爱思唯尔、施普林格·自然及约翰威立国际出版集团共同颁布了《学术出版领域AIGC应用界限指引》，确立AIGC在学术出版中的应用准则，促进相关利益方就AIGC的合理使用达成一致共识。[1]

在19世纪60年代，杰出的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首次提出了共生理论，该理论旨在揭示不同种属生物之间如何通过物质关联实现共同生活的现象。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日益深化和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学界愈发认识到共生理念的普适性。它不仅揭示了自然界中生物间的和谐共生现象，还映射出社会领域中不同利益主体间所构建的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自20世纪以降，共生理论在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元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通过借助该理论的视角和逻辑对民族教育融合、城乡教育均衡、医养联动模式、企业与学术机构合作等社会现象进行解析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2-5]

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步普及和应用，必将对整个出版行业的格局带来深远且不容忽视的变革。聚焦于学术生产和出版领域，目前学术界对于AIGC背景下期刊出版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AIGC给学术生产和出版方面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角度单一。鉴于此，源自生物学领域的共生理论在解释现实情境时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和理论深度。本文基于共生理论，首次提出了“AIGC-学术出版融合发展”的概念，主要是指在学术出版领域，利用AIGC技术来辅助、增强甚至革新传统的学术出版流程，实现AIGC技术与学术出版的深度融合与发展。具体来说，这种融合发展涵盖了从内容创作、编辑校对、排版设计到出版发行等各个环节，旨在通过AIGC技术提升学术出版的效率、质量和创新性。具体从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3个维度分析AIGC-学术出版主体融合的共生要素，分析AIGC在学术生产和出版方面的风险领域和优化策略。

一、AIGC-学术出版融合发展共生要素分析

从学术界的深入研究中，“共生”这一概念在广泛的视角下被诠释为一种在事物或单元间构建的积极互动关系，它象征着互相促进、协同成长以及和谐共存的紧密纽带，深刻体现了各方命运紧密相连、携手共进的深层次联系，[6]这种协同存在具有动态性质。共生理论的核心构造由三大要素组成：共生单元、共生模式以及共生环境。其中，共生单元构成了基础框架，共生模式则发挥着关键性的纽带作用，而共生环境则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三者在共生系统内相互依赖、交织合作，共同确保系统的顺畅运转与持续发展。共生，作为事物间普遍存在的状态与方式，其规律性、协调性等特质不容忽视。从生物学的独特视角出发，审视、解释和理解AIGC的学术出版价值，将赋予我们前所未有的启示意义。AIGC-学术出版融合发展的现象，正是通过共生单元在整体共生环境下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复杂、开放、多层次的共生模式，这种共生过程不仅促进了整个系统的繁荣发展，更展现了其深刻的内在逻辑与无限潜力。在AIGC-学术出版融合发展中，作者、审稿人、期刊编辑和AIGC各自扮演着不同但重要的角色，可以视为多样化的共生单元。这些共生单元间的融合与发展，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共生模式，即作者、审稿人、期刊编辑与AIGC的协同工作关系。此外，技术、政策、文化等内外部因素共同构成了这一系统的基础，确保共生单元能够有效作用于共生模式。其核心在于各共生单元之间的紧密协调与深度合作。基于上述理解，本研究构建了共生理论视角下的AIGC-学术出版融合发展系统（见图1）。

1.共生单元

共生单元（U）作为共生系统的基石，是负责能量产生与交换的基本单位，同时也是构成共生体的核心物质基础。[7]在AIGC-学术出版体系中，核心共生单元涵盖作者、审稿专家、编辑团队或出版机构，以及AIGC技术。这些单元借助物质与信息的交互，推动共生能量的流通。在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的共同影响下，这些单元展现出协作、竞争、共存、整合及潜在冲突等复杂多变的动态关系。这些共生单元互动成效的核心要素在于：作者、审稿专家、编辑团队或出版机构的专业素养与业务能力，以及AIGC技术在学术出版领域内的技术成熟度与实际应用的适配性。当这些共生单元间的交流变得更为广泛、深入和复杂时，它们之间产生新的共生关系与机遇的可能性也随之提升。通过持续的交流与整合，这些共生单元在竞争与协作中灵活调整各自的角色与策略，以寻求更紧密、更高效的共生状态，进而引领整个AIGC-学术出版体系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在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出版行业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为了确保学术出版工作的顺利开展，各个主体——包括作者、审稿人、编辑以及出版机构——必须积极应对挑战，通过协同融合和有效衔接，顺应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他们应不断探索AIGC在科技期刊出版中的创新应用，以推动行业的变革与进步。在持续的互动与交融中，共生单元将不断调整相互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构建更加紧密、和谐的共生关系，共同推动科技期刊出版领域的繁荣与发展。

2.共生模式

AIGC出版是出版业采用生成式AI技术的新趋势，涵盖了内容创作、编辑与发布的完整流程，展现了出版行业与AI技术的深度融合。AIGC与学术出版主体双方合作互动，达成责任共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目标，在AIGC与学术出版的融合发展中形成“融合共同体”，此模式与生物学的“共生模式”相似。

基于组织结构的多样性，共生模式可以划分为4种类型：点共生、间歇共生、持续共生以及全面一体化共生。这些模式在开放程度上展现出逐渐降低的态势，但在稳定层面则展现出逐渐增强的特点。从行为模式的视角，共生模式则能够细化为4种不同类别：寄生模式、偏利共生模式、非对称性的互利共生模式，以及对称性的互利共生模式。这些分类更细致地描绘了共生关系中各方行为的特点。这些行为模式分别反映了作者、审稿人、编辑以及AIGC在合作分配中的不同状态，以及他们之间相互影响、互动的行为特征。

共生关系的构建基于行为与组织的双重结合，故理论上能衍生出16种独特的共生组合模式。为更清楚地表达两两关系，用坐标轴的形式解释共生模式组合（见图2）。向量代表组织共生模式，向量代表行为共生模式，任意组织共生模式和行为共生模式相互组合的结果即为向量，则反映两种共生模式组合下共同体的效益。与的大小共同影响向量的方向和大小，因此，可用=+表示三者之间的关系。在AIGC-学术出版融合发展中，人机融合的持续性和利益分配对称性越强，即与越大，则越大，此时AIGC-学术出版方合作效益越大,由此可知AIGC-学术出版融合发展的应然模式在一体化对称性互惠共生时的融合效益最大。

3.共生环境

共生单元的外部因素相互交织形成共生环境，这一环境对共生单元及其系统具有激励、中性和阻滞的多种作用。具体到AIGC-学术出版系统，政策、文化和技术作为关键的外部环境因素，共同影响系统运作及共生单元间的交互方式。

政策环境层面。2023年7月10日，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颁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已清晰规定：为配合创新发展，需进一步健全和优化科学监管机制，并据此制定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分类分级监管规则或指导原则。[8] 2023年12月21日，科技部组织编撰了《2023年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该指引详细规定了研究实施、数据管理等关键环节中对AIGC的合理使用准则，明确指出，不得依赖AIGC直接制作申报材料，禁止将AIGC列为合作完成者，且禁止直接使用未经核实、由AIGC生成的参考文献。这一指引为相关研究人员设定了明确的边界和标准。[9]

技术环境层面。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的《学术出版中AIGC使用边界指南》对学术出版流程中各环节是否适宜应用AIGC技术提供了详尽建议：统计分析环节中，进行数据分析时可以使用AIGC，进行数据解释时不可以使用。[10]在图表制作的关键步骤中，对于实验生成的特定图像，不推荐直接采用AIGC进行辅助生成，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图表的专业性。然而，在处理统计类图表的辅助生成、图表格式的精细化处理及优化时，AIGC技术则显得尤为适用。当进入文字撰写环节，AIGC的应用尤为宝贵。特别是在提升文本的可读性方面，AIGC凭借其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能够深入分析语言的惯用模式和读者的阅读偏好，进而智能推荐那些更为通俗易懂、易于读者接受的词汇和句式，从而大大提高文本的可读性和吸引力。此外，在激发内容逻辑性的层面上，AIGC同样展现出了其独特的价值。它能够精确地识别文本中的逻辑关系和论证结构，基于这些识别结果，为作者提供合理的调整建议，使得文本内容更加严谨、逻辑更加清晰。综上所述，虽然AIGC在图表制作和文字撰写中的应用有所侧重，但其在提升文本质量和图表专业性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合理、恰当地运用AIGC技术，将为科研人员的研究工作带来诸多便利和效益。然而，在涉及研究假设的生成、解释数据和得出科学结论等关键性任务时，应谨慎使用AIGC。这些任务需要精深的专业知识、严谨的逻辑思维和敏锐的判断力，而AIGC目前尚无法完全替代人类在这些方面的能力。为切实执行国家相关政策，中国知网于2023年下半年正式推出了全新的“AIGC检测服务系统”。

文化环境层面。2019年，科技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中，对科研失信行为进行了明确的界定。科研失信行为不仅损害了科研的公正性和可信度，也对整个科研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科研诚信问题，加强科研行为的规范和管理，确保科研活动的健康有序发展。[11]此外，部分编辑对政治理论学习的忽视以及政治敏感度的缺失，结合当前AIGC技术所引发的广泛争议，共同构成了潜在的导向风险。因此，编辑在内容审核和筛选过程中，必须对一些潜在的风险保持高度警觉，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二、AIGC与学术出版融合不协调表现

在共生理论的框架下，一体化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被视为最为理想的共生状态。在这种模式下，共生系统实现了最佳的兼容与资源配置，具体表现为作者、审稿人以及期刊编辑在运用AIGC技术时，能够相互协作，无缝对接，共同推动学术作品的品质达到最优。这一模式不仅增强了各方之间的合作与信任，还促进了学术领域的创新与进步。然而，在现实中审视AIGC与学术出版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相较于理想状态，仍呈现出显著的差距。

1.共生单元：AIGC-学术出版融合发展的关联程度低

科研诚信背景下，学术研究成果出版的质量取决于在AIGC协助下作者的诚信创作、审稿人的诚信审核和编辑/出版方的诚信出版。《科学》系列期刊明确禁止直接使用AI、机器学习或类似算法工具生成的文本作为论文的主体内容，这是为了确保科学研究的真实性和原创性。同样，除非经过编辑的明确批准，否则不得使用这些工具生成的图像、图标或图形，以确保论文中所有视觉元素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此外，AI程序在《科学》系列期刊中不具备作为论文作者的资格，这是为了维护科学研究的伦理和诚信。任何违反这一政策的行为，均被视为科学不端行为，将会受到相应的处理。[12]《自然》杂志明确规定大语言模型工具不能作为研究论文的署名作者。然而，这并不妨碍科研人员在研究过程中利用大语言模型工具作为辅助手段。当确实使用了这类工具时，要求作者必须在方法或致谢部分清晰、明确地说明其使用情况。这一规定旨在确保科研论文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同时也维护了学术研究的真实性和原创性。[13]《细胞》等学术期刊的出版商爱思唯尔在认同《自然》对于AI作者身份严格管理的做法的同时，也强调了AI模型生成的文本不能替代原本应由作者亲自完成的关键性任务。这些任务主要包括深入解释研究数据以及推导科学结论，这些环节对保障学术研究的真实性和深度至关重要。[14]《柳叶刀》声明作者不应将AI列为作者或合著者。作者对作品的原创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有最终责任和义务，并应在文章末尾的声明中披露AI和AI辅助技术的使用。[15]

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当前学术出版面临一些问题，首先是AIGC使用规定的模糊性，其次是AIGC与作者原创性的冲突，最后还有AIGC披露和透明度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独立研究者或编辑人员的解决能力范畴，需要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共同关注与应对。针对如何使用这些模型、使用的程度和范围以及如何合理标注等具体问题，迫切需要制定一系列全面、统一的标准。若每个期刊和出版机构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指导原则，不仅可能导致学术评价体系的混乱，还可能对学术生态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应积极响应并深度参与相关行业标准与规范的制定工作，实现技术应用与学术从业人员权益保护的平衡，为学术界构建一个更加健康、公正和可持续的发展环境。

2.共生模式：AIGC-学术出版融合发展连续互利互赢模式缺席

在探讨AIGC与学术出版主体的共生模式时，必须明确这种模式并非偶然产生，而是在特定的客观环境条件下，学术出版主体基于自身需求和考量所作出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共生模式中，供给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往往依赖于行业自律和道德准则，而非政府部门直接的行政命令或法规。因此，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合作模式可能会因为缺乏强制性的外部监管而显得相互协作的积极性有所不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该模式缺乏有效性或可行性，而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以建立更加稳定、高效的合作关系。在AIGC-学术出版融合发展中，人机融合的持续性和利益分配对称性越强，AIGC-学术出版主体合作效益越大。共生系统缺少进化的动力导致AIGC-学术出版系统内部共生单元之间的共生冲突，目前共生模式大多还处于偏利共生或非对称互惠共生阶段，达到一体化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才是最优的AIGC-学术出版融合发展模式。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杰出心理学教授史蒂文·皮亚塔多西在深入研究中发现，当ChatGPT被问及“基于种族和性别考量，谁具备成为优秀科学家的资质”时，其回应明显倾向于白人和男性，这一现象揭示了ChatGPT在某种程度上对女性和非白人群体持有偏见。[16]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OpenAI）坦诚指出，ChatGPT在对2021年后全球重大事件的认知上有所局限，当缺乏充分的数据支撑时，其可能会产生误导性的信息，从而对信息推荐和决策过程产生不利影响。

在探讨AIGC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应用时，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由该技术根据已有数据创作的内容可能带来的版权争议。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相关条款，虽然法律对AIGC的版权归属尚未有明确的界定，但可以合理推测，其权利可能会归属于与AI技术密切相关的各方，如设计者、使用者或所有者等。具体到出版行业中，当作品来源于AI技术的创作时，其版权归属问题变得尤为复杂。目前，关于AIGC作品的版权究竟应归属于程序员、开发公司还是使用者等，观点各异，共识尚未达成。对于审稿人和期刊编辑而言，如何有效区分自然人的原创作品、完全由AI生成的作品以及AI与自然人共同创作的作品，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此外，在涉及AI与自然人共同创作的作品中，如何准确评估自然人在作品生成过程中的创造性贡献程度，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3.共生环境：AIGC-学术出版融合发展外部体系支撑乏力

在技术环境层面，算法歧视等技术伦理失范问题一直贯穿于AIGC创新技术的始终。阿扎里亚曾质疑ChatGPT，因为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它报告“3.23.3≈21.73”，而实际答案是46.45。[17]目前所面临的算法黑箱现象，其复杂程度已远超过了一般公众的理解和接受范畴，这一现象在无形中加剧了信息不平等，并悄然提升了社会控制等隐匿于技术深处的潜在风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AIGC技术的迅猛发展，学术出版业态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和挑战。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劳动所占的比重迅速攀升，甚至逐渐超越了传统编辑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编辑在出版流程中的核心角色，对编辑主体产生了实质性的冲击和侵占。[18]因此，我们需要在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保持对潜在风险的警觉，积极探索有效的监管和治理机制。然而，从AIGC的发展趋势来看，AIGC在作为研究助手、开展同行评议等方面的作用无疑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从AIGC技术环境伦理失范的规制角度探析如何在学术伦理范围内发挥对出版行业的价值无疑是当务之急。

在政策环境层面，AIGC在出版领域的应用亟需得到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政策、立法及监管支持。当前，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但在版权保护这一关键领域，尤其是在AIGC的应用上，仍存在诸多法律空白和模糊地带。以美国和欧盟为例，尽管这些地区在科技和法律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但在人工智能的版权问题上，他们尚未能形成一套清晰、明确的法律框架。同样，我国在此方面也面临挑战，缺乏针对人工智能使用的具体法规和司法解释，使得AIGC在出版领域的应用常常陷入法律纠纷的泥沼，难以进行广泛的推广。这种情况的产生，部分原因在于政策、立法以及监管在适应新技术发展方面的滞后性。这种滞后性使得一些期刊出版单位在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时，对于预先采纳以实现转型持谨慎态度，不愿轻易承担潜在的风险。他们担心法律框架的不明确可能带来的纠纷，以及技术更新换代带来的高昂成本和维护压力。因此，为了促进出版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国家需要加大扶持力度，制定更加明确和具有前瞻性的政策、立法和监管措施。同时，出版企业也应积极拥抱新技术，加强与技术企业的合作，共同探索数字化转型的新路径。

出版业面临新挑战，AIGC信息泛滥下的意识形态内容难以把控。长久以来，出版业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推动教育普及、传承和弘扬文化以及促进科学进步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它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更是社会价值的传递者，对维护以国家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不容忽视的是，AIGC的不当运用导致了一些信息出现偏差、浅薄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文化环境带来了文化价值观认同的困惑和出版意识形态的把握难题。因此，如何精准把握出版领域的意识形态内容工作，确保文化环境的健康发展，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AIGC-学术出版融合发展优化策略

面对AIGC这样的技术浪潮，既不能过度担心、一概而论，也不能毫不忧虑、听之任之，必须未雨绸缪、趋利避害。

1.规范共生单元——正确认识AIGC在学术出版领域的作用

高质量且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食粮需要靠“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20]对于学术期刊出版机构而言，采纳人工智能检测系统作为辅助工具，结合人工校正，对学术内容进行严格控制尤为重要。这不仅仅是一场技术层面的“猫捉老鼠”游戏，需要更新迭代检测深度伪造学术内容的方法，更是一场依赖审稿专家和编辑专业知识与经验，对核心观点进行自主判断和验证的智力较量。为确保学术的纯粹性和严谨性，我们应在遵循学术伦理的前提下，对学术生产、审核、出版等各个环节实施有效规范，以最大限度地释放AIGC在出版行业中的价值。

2.合理选择共生模式——根据AIGC的发展选择一体化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

出版流程通过人机合作完成，构建AIGC与学术出版相结合的生产审核体系，旨在最大化地发挥人类与机器各自的优势，通过高效协作来推动出版行业的创新与进步。

在学术生产的初始阶段，AIGC技术能够提供重要的线索，预测可能引领学术前沿并成为研究焦点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AIGC与作者协作的选题策划和审核机制必须高度关注并妥善处理可能出现的选题偏倚问题。与此同时，作为编辑应当更加关注那些能够产生高社会效益的选题，并致力于保护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旦选题确定可以利用AIGC技术来辅助完成选题策划的初步草案，从而极大地提升社会效益及选题出版的效率。

在出版流程的关键环节——编辑审核中，人机协同审核的模式尤为关键。构建由AIGC和编辑与审稿专家共同参与的审核体系，旨在最大化地发挥AIGC在出版领域的优势，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针对可能存在的数据失真和价值偏倚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解决。在三审三校的流程中，应当适度地引入AIGC，使其在初步审校阶段对内容进行基础性的检查。首先要确保数据的客观性，即选择可靠的数据源，以减少数据偏见和失误，并进行科学合理的数据采集，在AIGC提供的数据预处理阶段，要对数据进行严格的清洗和筛选，消除性别、种族、年龄等潜在偏见，以保证数据集的广泛代表性。其次，由于AIGC出版的价值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输入的数据，编辑应基于科学和可信的理论基础，在解释数据分析结果时，避免主观偏见和错误的推断，在后期对AI生成的内容进行深入的价值导向分析时，确保其符合社会道德规范。最后，编辑可以通过时刻关注市场趋势，了解当前读者的阅读偏好和需求。基于这些信息，编辑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对出版物进行精心的打磨和调整，以确保提升出版物的整体质量，使其更加符合读者的期望和市场的需求。

3.营造良好共生环境——尽可能为AIGC提供有利的外部资源环境

在政策、立法和监管方面，AIGC在出版领域的应用需要国家尽可能为AIGC提供有利的外部资源环境。

在国家战略部署的层面，对AIGC的演进与应用应实施规范化的管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21]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分别于2019年、2021年印发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准则——促进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等纲领性文件。面对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首要任务是更新和完善《网络安全法》等既有的互联网法律法规，以明确AIGC在具体应用场景中的法律边界和禁止事项，清晰界定其合法行为的范围和内容。其次，必须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深入研究，制定针对大模型产出内容的审查与版权认定标准，以保障创新成果的合法权益。最后，应积极推动AIGC监管平台的构建，强化对AIGC的实时监测与管理，确保人工智能产业的稳健发展与生态健康。

在技术发展的深层次上，鉴于AIGC当前在设计和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透明度不足问题，我国政府可积极倡议并牵头，组织学术出版机构、高等教育学府、科研机构和民间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致力于AIGC智能监管系统的研发与设计，为AIGC的广泛应用与价值发挥创造一个优质、规范、健康的外部环境。在处理AIGC出版可能引发的版权争议时，法律界确实需要给予现有法律框架以深入的审视，并针对AIGC的特性，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相关的著作权法律法规，以应对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从出版社的角度来看，完善版权保护技术机制，不仅是对他人版权的尊重，体现了出版社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维护，更是对自身权益的有效保护。出版社应当积极引入和应用先进的版权保护技术，如数字水印、区块链等，以实现对作品版权的全方位、高效保护。

在文化安全层面上，我国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系统阐述了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方案，为相关国际讨论和规则制定提供了重要蓝本。该倡议明确，发展人工智能应当尊重他国主权，反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势操纵舆论、传播虚假信息，干涉他国内政、社会制度及社会秩序；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或构建排他性集团，恶意阻挠他国人工智能发展。[22]新技术下主权原则的坚守，既是树立人工智能时代国际信任的必要前提，也是避免科技霸权霸凌行径的重要方式。在新形势下，面对技术霸权与意识形态的潜在威胁，我们应积极构建一个以“国家主导、多元参与”为核心的文化安全保护框架，有效应对文化冲击，并通过开发和应用AIGC等创新模型，将传统文化元素创造性地融入主流文化形态之中，从而增强文化的多样性与活力。

四、结语

AIGC技术及其应用毋庸置疑会引导出版行业走向一次具有挑战性的变革，其衍生的著作权、伦理以及文化安全风险是出版不容忽视和回避的关键问题，亟须深入研究。尽管AI技术日益精进，但并不意味着人类将被其淘汰。实际上，只是那些无法驾驭AI技术的人可能面临被时代淘汰的风险。真正能够在未来立足的，是那些具备学术转化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的个体。因此，过度担忧AI的潜在威胁和过分神化ChatGPT等AI大模型都是不恰当的心态。明智的应对方式是保持理性，审慎选择，未雨绸缪。中国未来的智能出版业，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和作者之间紧密合作，共同遵守版权法规，实现共赢，从而在新的发展道路上迎来新生。

（作者单位：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  中国药科大学《中国天然药物》编辑部）

*本文系2024年度江苏省软科学项目“基于伦理决策和扎根理论的人工智能应用于科研领域的伦理与安全研究”（BR2024042）、2024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科技伦理（科研诚信）专项课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及防范机制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略

来源：《中国出版》

编辑：谭诗蕊

审核：刘泽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