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出版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需要政产学研协同下的创新资源统筹与力量组织，以形成多主体互构的创新组织网络。在分析政产学研协同与出版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政产学研协同视域下出版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政府管理创新的引导路径、产业技术创新的实施路径和学研知识创新的推动路径。

[关键词]  政产学研协同    出版业    科技创新体系

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正在积极创造新型业态和新型消费模式，这为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创新引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提出“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要求。[1] 中宣部印发的《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指出“健全科技创新应用体系”，要“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衔接的技术创新体系”。[2]从产业实践来看，以信息知识为核心要素的出版业，需要多主体所拥有的各类科技资源或者组织力量来赋能，以实现虚拟化内容资源的可视性、可获性和可用性。可见，出版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需要政产学研协同下的创新资源统筹与力量组织，以形成多主体互构的创新组织网络。

一、政产学研协同与出版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出版业的发展史，是一部与技术创新息息相关的历史。出版业的起源离不开相关技术的发明和创新，尤以我国汉代的造纸技术、唐代的雕版印刷技术和德国15世纪的铅字印刷技术为代表。这些技术使得信息知识内容被批量化复制并开始了大规模、快速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出版市场的形成和扩大。之后随着机械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等相关技术的出现与应用，出版业也迎来了传统业态与新兴业态的相加、相融和深融，出版业组织形式、工作流程和盈利模式等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出版业的科技创新体系，涉及一个多元化的结构。正如钱学森提出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相关理念所指，科技创新系统具备多主体资源交互的开放性，同时存在复杂的各类相互关系。出版业科技创新体系中，宣传、教育等领域的政府职能部门、出版机构、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关系，即体现了该体系的开放性和复杂性。以政府意志为主导，通过各种机制组织各类创新主体，鼓励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力，整合利用互补资源，协同进行产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的产业化。[3]这亦是政产学研协同创新视域下出版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本质。

出版业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需要一个综合性、跨领域的合作视角。科技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和保障来营造良好创新环境，产业推动创新成果转化来形成现实生产力，高校和科研院所通过智力优势开展人才科研活动。出版业也不例外，在出版业从传统线性产业链的信息知识编辑、出版和发行，转向当下环状产业链的信息知识生成、传播和服务的转型升级关键时期，需要政府、产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多主体深化合作，以形成行业科技创新强大合力。

二、政府管理创新：出版业科技创新的引导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政府相关部门积极推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出版业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重属性，为建设文化强国和出版强国提供有力支撑；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需要政府通过政策、资金等形式的管理创新，来实现对人才、平台等要素的引导和保障。

1.提供政策引领，给予资金扶持

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明确出版业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并给予支持。在《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提出要“强化出版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有效对接出版融合发展技术需求，促进各类创新要素整合集聚”。[5]政府通过设立一系列多层次、全方面的专项资金，支持行业开展AIGC、元宇宙、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研发、创新成果转化与应用，为出版业打造更加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提供了全链条服务，也为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赋能。2024年，财政部实施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安排中央本级科技经费预算3708.3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2019年，上海科技专著出版资金资助项目之一就是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AR版》，体现出专项资金对于新兴科技型融合出版物的鼓励和支持。另外一些优秀的主题性、公益性的科技型出版物，也可通过中央财政拨款的国家出版基金等行业专项资金获得扶持。

2.重视学科建设，搭建科技平台

在出版学科专业建设方面，政府同样承担着不可或缺的统筹作用。2023年11月，基于对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及其师资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迫切需要，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该政策的发布不仅推动了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专业体系的建设，更在加大政产学研各方集聚资源和力量联动的深度和力度上有着里程碑意义。同时，政府还通过布局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调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开展优秀师资培训等方式，从顶层设计上科学统筹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及其优秀专业人才的创新培育。

政府建设的行业重点实验室等平台，成为出版业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和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早在2010年，我国就建设了数字出版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从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重点研究新一代结构化版式文档技术、自动排版引擎技术、数字版权保护技术和数字出版内容的自适应重组技术等。国家新闻出版署推动政产学研各主体建设的出版业科技与标准实验室等，在孕育重大行业原始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上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些都深刻地体现出政府在出版业科技创新体系中的组织者职能和战略导向功能。

三、产业技术创新：出版业科技创新的实施路径

在出版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面向社会民生和产业市场对出版业科技型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需求，依靠的是出版企业主体力量。维护出版业产业链安全、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这需要产业技术创新所形成的强大创新链作为支撑。目前，出版业科技创新在产业端的实施主要涉及产业联盟和企业龙头两类主体力量。

1.产业联盟主导，发挥规模效应

在产业深度融合和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出版业科技创新的实施需要发挥产业联盟主导下的规模效应。当下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各类新技术为驱动要素的新经济形态和产业发展规律正在形成，通过跨界融合与价值创造实现出版业技术创新需要打破传统出版地域性、封闭性，实现多主体联盟式发展。通过产业联盟，一方面促使各方通过经验交流和技术合作，共同挖掘并整合优势创新资源；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各方科技研发和转化等方面的劣性竞争，减少资源浪费和规避风险。

目前出版业具有代表性的产业联盟：一是“北京中文出版传媒融合创新发展联盟”。该联盟主导了学术出版诚信体系建设，即委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一起编写了《学术期刊规范出版与知识服务全流程网络平台》，并上线了“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这为各行业营造了良好的科研环境和生态，助力全社会对出版业良好口碑的形成。二是“中国新闻出版联盟链”。该联盟依托行业多主体，将区块链、元宇宙等技术用于数字版权保护和运营，构建了出版业数字资产的良好产业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协助解决出版业核心版权资源保护难的棘手问题，使其实现全链条可溯源和管理。同时，中国新闻出版联盟链还帮助出版单位构建内容数字化交易生态闭环并为行业搭建PAAS服务体系，进一步提高了出版业在这一领域的科技创新整体效能。

2.龙头企业主导，发挥增长极效应

目前，以出版上市集团和大型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出版龙头企业，是出版业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出版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科技创新有助于提高出版资讯类和知识类产品的附加值，因而出版业上市集团等产业市场主体对科技创新十分重视，每年度均有一定规模的研发投入。年度财报显示，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研发投入总额约为3.98亿元、占营业收入12.92%，研发人员771人、占公司总人数的47.04%；[7]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研发投入总额约为45280万元、占营业收入0.33%，研发人员225人、占公司总人数的3.19%。[8]

以龙头企业为主导对出版业科技创新的实施，不仅仅在于研发投入上，还体现对创新成果的应用和推广上。目前，聚焦在融合人工智能、VR、AR等技术开发新的出版产品和服务，通过相关技术在政产学研各主体之间的深度交叉、渗透和扩散，推动整个行业的协同创新。以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为例，其联合浙江大学、阿里云等共同研发智海—三乐大模型，出版数智教材和专业数智课程；新华网自主搭建的“新华· 星火链”技术底层架构，打造系列数字藏品，开拓区块链技术应用新场景。[9]这些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实施路径，既引领了全行业的创新，更激发了其他同行的科研动力。

四、学研知识创新：出版业科技创新的推动路径

基于学研结合模式，高校和科研院所成为出版业科技创新体系中知识创新的推动主体。通过构建面向文化传统创新、科学技术前沿、国家战略需要、行业区域需求的多主体协同创新组织形式，高校和科研院所实施人才资源和关键技术创新活动，为出版业科技创新提供智力支持和科学依据。

1.高校夯实基础，强化人才保障

高校承担着基础研究的工作，为出版业科技创新提供基础资料与数据，并通过对这些元资料的采集与分析，为科研创新打好“地基”。高校科研人员在日常研究中创新性地提出一些前沿科技课题，推动出版业科技知识的积累和创新。例如山东理工大学发布的《生成式AI对期刊编辑出版的影响》报告中，列举了12种AI生成内容检测工具并展开相关研究和分析，助力出版业学术出版应对因ChatGPT等生成式AI引发的机遇与挑战。此外，高校与政府、企业等合作开展的针对性专项研究，旨在帮助解决产业实践中的关键问题、实现科研创新成果的社会价值。

高校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培养实用型人才，是科研专业人才培养的摇篮。一方面，高校推进出版学专业硕士、专业博士等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的落地，完善出版业科研型人才的培养体系；另一方面，高校响应国家出版学科专业共建的号召，设计创新性课程，激发学生科研兴趣与潜能，培养有科研能力的出版人才。新技术所带来的产业变革促使学科体系发生变化，对出版学的人才输出提出了新要求，也对出版学的师资团队寄予了新期望。[10]在深化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联合其他多主体协同配合培养复合型研究型人才，可为出版业科技创新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新生力量。

2.院所科研定位，助推智库建设    

作为联结政府、学界、业界的桥梁，出版业科研院所的出现和发展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应时之举。科研院所在出版业重大问题和公共政策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和推广、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积极开展出版业标准研发与落实、组织科研成果与推广、开展相关培训和会展等活动；武汉大学出版研究院、北京出版集团出版传媒研究院等各高校、出版企业内设的科研院所，均是为出版业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等提供社会化、网络化服务的组织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的出版业新型智库，对于出版融合、人才转型、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更是建成出版强国、文化强国的基础性工程。[11]自2013年以来，国家十分重视智库建设，出版业也紧跟政府号召，创立了出版创新、出版史等多个研究方向的智库。2024年度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着眼打造一批机构实、成果好的专业化智库，推出一批能够服务管理决策、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研究成果，培养一批政治能力强、研究水平高的出版智库专业人才，持续推进出版业理论实践研究和成果转化运用。[12]通过政府牵头、产学研多主体参与形式和年度性出版智库遴选工作等，出版业以智库高质量建设推动了行业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赋能。

五、结语

当下，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蓬勃发展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出版业科技创新体系是推动文化强国、出版强国建设的有力支撑。但目前出版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面临着“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问题，传统出版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新兴出版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仍然存在。如何在当前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实现出版业科技创新从理论向实践的有效转化？如何形成出版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实践路径？均是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运用政产学研协同模式来实现出版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持续优化，是符合行业特点和发展需求的科技创新路径。以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时代背景下，我国出版传媒产业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入。[13]政产学研协同模式下，政府发挥管理创新作用，运用政策等支持与引导来统筹协调与配置资源；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提供了产业的最新需求与发展方向并落地实施技术创新；高校和科研院所处于科技发展的前端，通过人才培养和智库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知识创新支撑。三者联动可实现出版业多主体参与的集聚性、泛在化科技创新，进一步加快出版业构建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和新发展格局。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本文系山东省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聚变式’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研究”（Z2021005）系列成果

参考文献：略

来源：《中国出版》

编辑：谭诗蕊

审核：刘泽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