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的构建自有其发展的历史基础，既基于中国在出版载体、技术、符号“三元素”方面对人类出版的历史贡献，也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出版从“出版弱国”走向“出版大国”的历史经验。新时代，构建领跑世界的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有利于彰显我国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有利于完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有利于指导出版产业的转型升级，有利于传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国出版早日重返“世界峰巅”。

[关键词]  出版学科  历史依据  理论价值  实践路径 

中国出版发展到今天，面临新的时代之需和时代之变，出版的载体、技术、符号一路变化发展，出版的内容、形态、总量及成果也相应变革。在此基础上，原有的学科理论、学科体系也亟需推步革新。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有其历史逻辑、理论价值和实践路径，既是适应出版业界发展的新需求，也是一改旧有出版学科体系“跛足”“薄弱”的新契机。[1]

一、历史依据：四大逻辑的鼎力支撑

中国有四大发明，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是属于出版领域的，其一是出版载体造纸术，其二是出版技术印刷术。这两项发明对于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为过。此外，中华文明五千年未曾中断，归根结底是表形与表意相结合的汉字出版符号系统未曾中断。加之，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出版取得的成功历史经验。此乃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坚实充分的历史依据。

1. 出版载体的创新领跑是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的底层逻辑

中国在出版载体探索方面曾长期居于世界巅峰，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重要的载体基础和历史依据之一。出版与文明并进发展，“出版史”与“文明史”同步而行。[2]中国出版“硬质”“软质”和“虚拟”三阶段发展有序，[3]以别致独有的特色丰荣璀璨。

硬质出版时代，中国先辈探索出石玉、竹木、龟甲、兽骨、陶器、铜彝、铁券等硬质出版载体，特别是竹简木牍是硬质出版载体顶峰式成果。简牍在殷商早期已被用于出版，周初政治家姬旦曾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4]“册”和“典”都是象形文字，“册”是用绳索串联起来的两片简牍之象形，“典”是放在桌子上的“册”之象形，且甲骨文中已有“册”“典”二字，基于此，我们认为，简牍出版载体早于甲骨，这也是符合事理逻辑的。公元403年桓玄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5]历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使用长达2000年的简牍载体，是中华民族探索硬质出版载体取得的独特成就。

进入软质出版时代，自然取用的树皮、兽皮等一度辅助记录历史，人力织就的缣帛因价格昂贵不能普及应用。六大考古发现证明，植物纤维纸已于中国西汉时期发明，早期较为粗糙，经东汉蔡伦改良提升，到两晋时期已作为主要出版载体用以写绘，涌现出王羲之、王献之、索靖、谢安、谢万、陆机、卫恒、卫夫人等书法大家，灿若群星。中国造纸术随后东传日、韩，南传印、马，西传中亚、西亚，并远播非、欧、美、澳，逐渐取代此前世界各地探索出的莎草纸、树皮纸、蜡板、贝叶、羊皮纸等诸多硬质和软质出版载体，成为主导世界的出版载体。植物纤维纸经与印刷技术完美结合后，出版实践和出版理论发展跃升到新阶段，出版史、阅读史、书籍史、印刷史交相辉映，为人类文明跃升和文化传承起到台阶式的提升作用。

出版载体“虚拟”和“半虚拟”的虚拟出版新时代开启，以声光电磁的发明发现为依凭。虚拟出版历经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及网络技术革命，中国出版终于在21世纪前期逐渐实现弯道超车，赢回历史荣光，出版形态“奔向数与网”，芯片内存、云端存储、3R（VR/AR/MR）等虚拟出版载体呈现“有容乃大”“海量承载”的典型特征。[6]由“硬”到“软”再到“虚”的出版载体演变过程，直接见证着出版底层逻辑的基础变化。中国在出版载体方面的探索大成，是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的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

2.出版技术的系列发明是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的技术逻辑

运用出版“技术”将“符号”与“载体”相结合即为出版。在“载体”“技术”和“符号”这出版“三元素”上，出版技术是出版研究的主要维度，也是出版学科建设的关注重点。

出版从来与高科技密切相关，硬质出版之初的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就用当时或打制或磨制的石器在居住的岩洞石壁上刻画图案，这是人类最古老的出版形式，被称之为“岩画出版”。亘古传远，硬质出版的刻、雕、铸、浇技术开启人类以先进技术将出版载体与符号相结合的先声，并充分显示人类的思想世界。

进入软质出版时代，抄、画及其辅助性的制笔、制墨等技术，中国堪称先进。到唐代，一项更富含高新技术特征的出版技术——“雕印”被发明，以印章、拓印和制版印染为技术发端的雕版印刷技术，是集刻字、制版、调墨、铺纸、着色、揭页、折页、装帧技术为一体的高新技术集合。北宋庆历年间，布衣毕昇发明一种“雕一版而印无穷”的“胶泥活字”印刷技术，人类从此进入活版印刷时代。南宋周必大开始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书籍。到元代王桢，试制木活字，革新排版工具，创制转轮字架，将活字依韵排列，以字就人，大大加快排版速度。当时中国还发明了套版印刷技术，元代“弓马天下”加之疆域广大，金属货币流通多有不便，于是整个元代全朝全域使用纸币作为法币，成为中国古代王朝的独例。因权威发行及防伪需要，其纸币印制技术远远超出当时社会一般印制水平，在主体雕版印制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植字”“着色”等套版印刷技术形态。这项技术到明代发展成熟，“饾版”“拱花”“多色”技术盛行，中国由此成为雕印、活印、套印等系列印刷技术的原初发明母国。中国的系列印刷技术经中亚、西亚传到欧洲，包括“植字”“铁线固字”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德国古腾堡的机铅活印技术受到中国活印思想和活印技术影响，新型印刷技术与中国造纸术完美匹配，直接推动欧洲文艺复兴的蓬勃展开。

再到虚拟出版时代，普遍应用的二进制数字出版技术、录显技术、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中国新兴出版技术展现后发优势，面貌日新月异。技术是“有目的的编程”现象的过程，[7]正是因为中国出版技术具有悠久的创新传统，且不断进行结构性累积叠加，才真正形成中国出版技术的系列发明和持续创新，积聚为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的技术要素和技术逻辑。

3.文字出版符号的传承至今是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的文化逻辑

“符号”“载体”和“技术”三大出版要素间的相协互动，体现为人类生动的出版实践及丰沛的出版成果。出版“三元素”各具特性，出版载体最具物质属性，出版技术最具高新特征，出版符号则最具文化意蕴。出版符号，特别是文字出版符号，集中体现人类文化结晶和文明成果。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字出版符号除中国外都曾中断过，文字符号的中断意味着其文化传承及史脉的断裂。中华文化5000年连绵不绝，实赖文字出版符号传续未断。

中国的文字出版符号，发端于陶画符号、结绳记事和仓颉造字，在硬质出版时代，从早期的鸟虫文，发展到殷商甲骨文，再发展到金文、大篆、小篆、隶书绵延流传。进入软质出版时代，楷书、行书、草书愈显风姿。在虚拟出版时代，汉字面临与国际接轨的虚拟数字化难题，“当代毕昇”王选激光照排系统及其一系列后续成果的发明，开创了汉字印刷技术的革命，汉字迅速进入了信息化时代。[8]中国的汉字出版符号与载体“瞬合长离”，[9]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只有西方拼音符号才适合数字印刷的固有偏见。

目前，世界上有17亿人口在使用汉字出版符号，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并有进一步增长之趋势。表明汉字出版符号的独特魅力和强大生命力。同时，音频、视频、虚拟影像、全息场景等虚拟出版符号令人目不暇接。中国古今出版，均建立在中国源远流长不曾中断的文字符号、典籍作品及独具特色的出版思想和出版文化之上，文字出版符号的连绵不断正是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的文化基石和文化逻辑。

4.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成功历史经验是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的政治逻辑

高度重视枪杆子和笔杆子这“两杆子”，是我党一直以来的基本政策。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即着力出版工作，通过出版报刊、组织出版机构等方式推行革命宣传活动，出版《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向导》《劳动者》等进步书刊。到苏区和延安时期，更是将红色出版放在重要位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红色中华》《新华日报》《论持久战》等出版物成为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锐利武器。随着革命斗争持续深入，共产党领导的“现代软质出版”事业渐次推进。[10]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开启，出版制度确立，70年取得的出版成就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1950年中国出版图书仅6689种，总印数2.75亿册，[11]还是非常典型的“出版弱国”；到2018年，全国仅新版图书就高达247108种，总印数达25.17亿册，[12]居世界出版前三位次，“出版大国”名副其实。中国出版积极推进集团化、全球化、数字化、产业化的“出版四化”战略，[13]成效卓显。“二进制”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应用广泛，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发展迅疾，媒介融合日新月异。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出版的历史经验和巨大成就，是建构中国特色出版科学体系的政治逻辑和前提保证。

二、理论价值：学科意义的认知彰显

价值理论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价值问题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皆自觉不自觉地以某种价值理论为假设前提。打造引领世界的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到底具有怎样的理论价值？是需要我们认真回答的。

1.有利于丰富和完善人类出版的理论体系，彰显中国的理论自信

出版学古老又年轻。说其古老，是因为出版与人类文明史和文化史相辅相成，同气连枝。说其年轻，中国的现代出版学自改革开放开宗立派，学科历史仅40年左右。这短暂的学科发展历史还走了一些弯路。首先表现在一级学科地位的迟迟得不到确定上，其次表现在学科理论体系的不完善上，再次表现在“编辑出版学”名称的不伦不类上，最后表现在出版学到底是中国传统学科的现代生长还是外国学科的“引进”“舶来”的逻辑纠缠上。构建中国特色出版科学体系，要在完善顶层设计、圆融理论框架、分设二级学科、更新课程及教材等方面下足功夫。这既是中国出版发展改革的初心使命，也是学科发展科学性、时代性、进步性的历史命题。

中国是人类出版母国，其出版载体、符号、技术的探索成就卓尔不群。在出版思想、出版理论、出版学科的建设方面理应坚持理论创新、自创体系，并领跑世界，而不是走引进、舶来之路。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必须表现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是新时代理应表现出的理论自信。这种理论自信既来自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真理性的自信，也来自于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出版学人对于人类出版本质和出版规律深刻认识和透彻理解的自信，更来自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出版的成功实践及取得的伟大成就的自信。

2.有利于传扬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增强中国的文化自信

使中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4]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既是对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的传扬光大，也是对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扬光大。

在出版概念、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已然发生巨大变革的今天，需要以新的学科理念和逻辑进行统摄和支撑。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传统出版日趋壮大，从出版数量向出版质量迈进跨越；另一方面虚拟出版异军突起，快步激增。亟需建构新的出版学科体系，以适应日新月异的出版之变。

新中国出版始终坚持“为人民”的出版观念。“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15]构建双效统一的“出版体制机制”[16]已成为出版共识。中国出版正以新的形式、新的内容和新的主题，彰显中国文化的新活力和中国形象的新风采。建设“领跑世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业和出版学，有利于增强中国的文化自信。

3.有利于指导出版产业的转型升级，助推中国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

“出版与国势之关系”至为密切，出版物为“计量国力尺度”。[17]出版学科体系的构建发展直接关乎出版业发展，更为衡量综合国力之表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新制度统合新技术”的出版方针指引下，中国的出版理论和出版学科渐次确立，人才培养模式从单一的业界培训，走向高校培养与业界培训相结合的综合性模式。在科学的出版理论指导下，中国出版已经历数次转型升级，已经由“铅与火”“光与电”奔向“数与网”。中国出版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除党的领导和制度优势外，出版学科理论的指导至关重要，如对出版物的认识，曾经有一段时间只认识到出版物的意识形态属性，后来又认识到出版物也具有商品属性，在此理论认识下，出版“转企改制”深入推进。

目前，在新的出版理念和出版学科理论支撑及指导下，中国出版正历经新形势下的转型升级。其一，出版业正从外在数量、品种、规模增加向内在质量、效益、价值观上发展跃升；其二，在虚拟出版新技术支持下，传统出版业态与新型出版业态的融合出版取得丰硕成果；其三，出版体制改革成果丰硕，管理体制和行政能力日渐提升并形成制度优势，版权法制建设成效卓越；其四，以中国出版走出去带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国际影响力日显；[18]其五，出版学科理论建设和人才培养迈上新台阶，出版与教育事业“同步繁荣”。[19]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将有力促进中国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

4.有利于健全和完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增强国际话语权

中国古代出版学在历经久远的出版实践中萌生、发展、成形、完善，应时有序，为现代出版学的形成发展奠定深厚基础。现代出版学形成和发展，是在总结古代出版学及前人出版实践经验基础上累积形成的，基于对出版的符号、载体、技术、活动、成就、思想、规律、制度、版权等诸方面的精研深探，终成现代出版学体系研究大观。

改革开放后，现代出版学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整体重建开启时获得初步发展。但是，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并不平衡，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发展较快，而出版学发展则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一是对出版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二是对出版学的特征属性把握不准，三是对“出版学”“编辑学”的关系辨识不明，四是对出版学顶层设计的层级偏低，导致出版学发展有停滞萎缩之势。而欧美等国际知名高校出版学科体系较为完备，出版学硕士、博士学位设立较早。 [20]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极端重要性。出版学是立足传统、追踪前沿的交叉学科，既要以历史眼光植根传统，又要以全球视野观照时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健全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领域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紧跟时代需求，勇于开拓创新，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补齐短板，齐头并进，助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增强中国在出版学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三、实践路径：面向未来的探索突围

在出版学科建设方面，我们更应该有信心破除对西方学术理论的迷信和盲从，强化主体意识，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的实践路径，让中国的出版学科和出版理论走向世界，服务人类。

1.注重学科理论，加强原点性问题研究

出版业的发展是出版学科发展的基础，“实践性”是出版学科的重要属性。[21]理论需要结合实践，但出版学若要独立发展，在强调实践性同时，更需深入探研出版的理论逻辑和内在规律，防止“重术轻学”的现象发生，因此亟需着力加强对出版学科的原点性问题研究。这些原点性问题包括出版的内涵与外延、出版的基本属性、出版研究的主要维度等。笔者认为，出版就是通过出版技术将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结合，实现信息的复制传播的行为，其本质是对人类知识、信息的收集、挖掘、整理、编选、校勘、把关、传播、传承的过程和活动，[22]出版具有文明、编校、科技、经管、传播、实践六大基本属性；出版的载体、符号、技术、活动及成就是出版研究的四大维度，也是出版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外延和学术边界。[23]

2.端正学科范式，将编辑出版学正名为出版学

自近代以来，出版人在理论探研和出版实践中耕耘接续，才渐续筑起当下出版业和出版学并峙双峰。有组织的系统出版学研究肇端于1979年12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成立，同年召开的出版座谈会上，与会者提出建立“出版学及其分支学科”。[24]基于当时编辑人才匮乏，编辑工作作为出版中心环节的重要性一度被强调。[25] 1984年胡乔木倡议高校开设编辑学专业，专业出版学研究快步展开。1998年，教育部将“编辑出版学”作为二级学科列于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之下，沿用至今。“编辑出版学”是权宜之名，专业名称和学科范式亟需厘正。编辑虽是出版全流程中最具文化特征的中心环节，但不能因此否认出版和编辑的隶属包含关系。为此，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实际上需要纠正目前现存的学科“名称之误”以及由此带来的“范式之失”，以出版学研究带动编辑学研究，而不是平均用力，或者相反。

3.强化顶层设计，将出版学升级为一级学科

“编辑出版学”学科归属乱象仍存。有的大学将其架构于传播学之下，有的则归属于文学之下，有的统摄在管理学之中，有的隶属于图书情报学之下，全国各大高校的出版学科归属设置混乱现象不一而足，这也折射出本学科的顶层设计存在严重不足，亟待升级理顺。目前，出版学科设置存在“三乱”现象，学科归属的“上位乱”，出版学科与相近学科之间的“中位乱”，出版学科之下的专业方向设置的“下位乱”。[26]只有将“出版学”顶层设计为一级学科，使其与文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并列，才有可能使该学科得到应有的快速发展。在“出版学”一级学科之下，可以根据出版的六大基本属性，分设“出版文化”“出版编校”“出版科技”“出版传播”“出版经管”“出版实务”二级学科，可另加“数字出版”和“阅读学”，限于师资等条件，初期二级学科不宜过多，可凝练为“理论出版学”“应用出版学”“数字出版与数字阅读”3个二级学科，由此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

4.用“三原一方”理论，统筹学科布局

“三原一方”（即原史、原著、原理和方法论）是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核心架构的基本逻辑框架，[27]这四者构成学科的基本支撑。出版学的学科构成也应该由出版史、出版原著、出版原理及若干出版方法论课程共同组成。鉴此，在学科研究和布局上，首先，应着力加强中外出版史的研究。出版史研究是为出版研究的历史基础，起到知古鉴今、史论结合之作用。基于目前出版学中“重内轻外”的现象，首先必须对外国出版史的研究着重用力，同时加强对出版史料的挖掘的整理；其次，要进一步加强对出版原著的梳理、挖掘和研究，对中外先贤关于出版的原初性和原点性论述进行深入探研，从中汲取思想和智慧；再次，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中外出版理论特别是出版原理的研究，深入研究出版的内涵、外延、属性、规律、思想、制度、载体、符号、技术、活动、成就等；最后，如“中外出版比较研究”“出版实务与技巧”“出版制度与版权”“数字出版”等出版方法论课程建设任重道远，各二级学科的方法论课程略有不同。只有按照“三原一方”的学科建设之路，才能真正建立起既符合出版学科理论逻辑又切合出版实践逻辑的学科范式。

5.融通“政产学研用”，培养时代所需人才

构建中国特色出版科学体系，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培养出版人才。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渐续加大了对出版人才培养的力度，以国家级、省级、行业内高校及人才规划项目选拔培养人才。伴随出版国际化及高新化趋势，复合型高端人才需求日迫，而学界和业界“两张皮”现象未见改善。必须大力整合高校与企业资源，根据需求“量身定制”，实现人才培养与用人单位的精准对接，融通“政产学研用”，培养时代所需人才。同时，高校着力在硕博及以上高端出版人才培养上用力，发扬学界和业界各自优势，业界应加强对学界的经济和技术支持，学界应突显对业界的人才和智力支撑，或联合培养“博士后”，吸引其他专业高端人才到本专业作“终极锻造”，为中国出版培养顶级人才。

6.追踪前沿科技，深入研究虚拟出版的内涵和规律

人类出版历经“硬质”和“软质”出版阶段，已然跨入“虚拟”出版阶段。短短100多年，虚拟出版已走过桌面出版、电子出版、音像出版、数字出版等不同形态，随着互联网、物联网、3R（VR/AR/MR）、5G、大数据、云计算、移动通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被迅速应用于出版领域，虚拟出版正向其高阶形态的人工智能出版和“大脑意识出版”精进。“录”“显”技术基本成为虚拟出版的代表性技术，人类的主要阅读形态开始从“读书”转向“读屏”。虚拟出版能实现传递介质非物理移动状态下的知识和信息的无障碍传播；虚拟出版在载体体量微化虚化的同时，容量却朝着海量、无量方向发展；虚拟出版的载体和符号之间从此前的“合而不分”到“瞬合长离”。这些现象和本质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总结。构建中国特色出版科学体系，必须追踪前沿科技，深入研究“虚拟出版”的内涵和规律，这一点重要而迫切。

四、结语

中国出版曾长期居于世界巅峰，中国造纸术和系列印刷术经由“一带一路”传布世界，改变着人类文化生产方式和文明累进模式。史上，中国作为全世界无可争辩的出版母国散发着无上荣光；当下，应科学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为出版更好地传扬中国文化和传承人类文明提供理论支撑和学术支持。

作者：万安伦 刘浩冰

来源于：《中国出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在‘一带一路’上的传播及影响研究”（17BXW046）阶段性成果

注释：

[1][21][22][23][26]万安伦，曹晶晶，曹继华.对出版学科理论逻辑和结构范式的思考[J].出版发行研究，2018（4）

[2][3][10]万安伦.中外出版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3，1，297

[4]尚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216.这段话取自《尚书·多士》，是西周初年周公姬旦对殷商遗民发布的训词。意思是，你们自己知道，你们殷商的先人，在自己的册典文献中记载了殷朝革了夏朝命的历史史实。意寓周革殷命与此同理.

[5]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517.该文引自《初学记》卷二十一《桓玄伪事》载：东晋元兴年间（公元402-404年），桓玄明有此令。我们权将中间年份403年定为“以纸代简”之年.

[6]万安伦，王剑飞.虚拟出版：从技术革命到阅读场景的二重变奏[J].河北大学学报，2019（1）

[7][美]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54

[8]罗宝树.印刷字体史话（十二）——计算机排版字体[J].印刷杂志，2004（8）

[9]万安伦，胡晓，王剑飞.5G时代虚拟出版的发展进路与盈利模式[J].出版科学，2020（1）

[11]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上）[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52

[12]国家新闻出版署.2018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Z].2019（8）

[13]万安伦，刘浩冰. 新中国出版70年：阶段历程和经验启示[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9（4）

[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4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2016修订）[Z].2016（2）

[16]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Z]. 2018-11-14

[17][27]万安伦.中外出版原著选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67，1

[18][19]万安伦，刘浩冰.新中国出版70年：主要成就和总体特征[J].中国出版，2019（14）

[20]张志强.出版的学科构想及其实现[J].出版科学，2017（3）

[24]袁亮.出版学概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7

[25]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出版年鉴1983[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