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向、动因与思考： 论主题出版的地方叙事
作者: 来源: 2023年05月24日
主题出版是我国出版工作的重要领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为做强做优主题出版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随着有关工作的深入开展，出版行业从业者对主题出版的规律有了更多掌握，对主题出版的认识也愈益深入。主题出版的概念较为晚生，[1]但其价值的实现贯穿党的出版史。[2][3]业界和学界一般认为，主题出版的工作体系及方法路径，当前仍处于活跃和开放的状态。活跃和开放状态的表现之一，是主题出版的内涵与外延有所拓展。有学者指出，“近几年，由于国家层面的宣传导向和政策支持，出版单位积极开展主题出版的创新实践，主题出版的内涵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4]活跃和开放状态的另一个表现，是出版机构的工作方法、工作路径还处在发展之中。不同的出版机构根据自身特点和专业定位，在出版理念、运行机制、部门设置、营销手法等各方面广泛探索，丰富了主题出版工作实践，贡献了一批出版成果，也积累了一些鲜活经验。主题出版的地方叙事，就是地方出版机构在选题策划方面开辟出的一条“新路”。
关于主题出版的地方叙事，学界已经开展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地方叙事已经成为主题出版的一个重要叙事模式，在激发家国情怀、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无论是从现实合理性来说，还是从发展现状来看，地方叙事有理由，并且已经成为主题出版的一个挖掘方向。[5]还有研究者对2016—2021年全国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立项数据进行分析，对比了地方出版社与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立项方面的数据，认为地方出版社“对主题出版工作的重视度不断提高，注重地方叙事，发挥专业特色，与产品线结合打造主题出版物”，是做好主题出版的“有效途径”。[6]
上述研究的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客观上指出地方叙事已成为主题出版工作中的一个带有趋势性的新现象，二是主观上明确主张地方叙事是深入开展主题出版工作行之有效的新方向。这些研究注重定量和定性分析，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结合实际情况，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1.主体与主动：主题出版的地方叙事定义问题
何谓主题出版的地方叙事？既有研究指出，那是“把地方的人和事作为主题图书的叙事对象，进而将地方叙事与国家叙事进行勾连，达到国家叙事的目的”。[7]这里指明了“地方叙事”的表现对象是“地方的人和事”，具体手法是“将地方叙事与国家叙事进行勾连”，核心宗旨是“达到国家叙事的目的”，对主题出版的地方叙事的有关要素作了一定思考。
但从概念定义的要求来看，还有两个因素需要强调指明或深入辨析。其一，是地方叙事的主体。广义来看，地方叙事的主体，可以是所有的出版机构——包括地方出版社，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及大学出版社。他们都可以“把地方的人和事作为主题图书的叙事对象，进而将地方叙事与国家叙事进行勾连，达到国家叙事的目的”。问题是，对于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及大学出版社来说，地方叙事相当于特色叙事方式之一种，而不是他们彰显自身主体性的差异化策略。对于地方出版社来说，地方叙事既是一种差异化策略，又可以彰显自身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这样，如果狭义来看，主题出版的地方叙事主体，应该特指地方出版社。其二，是地方叙事的具体表现对象。在明确地方出版社为地方叙事主体的前提下，地方叙事的具体表现对象也应进一步予以界定。地方出版社如以本地区相关内容为具体表现对象，则能够体现自身主体性以及在主题出版叙事策略方面的主动性；如以其他地区相关内容为具体表现对象，则其逻辑关联与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的广义上的地方叙事相类似，不能体现自身主体性以及在主题出版叙事策略方面的主动性。因此，如果狭义地看，主题出版的地方叙事表现对象，应明确界定为本地区相关内容。
综上，本文认为，主题出版的地方叙事应该定义为：地方出版社以本地区相关内容为表现对象，以体现国家意志为目标的主题出版行为。厘清主题出版的地方叙事定义，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和把握其中规律，更加科学地规划开展有关工作。
2.地方出版社的地方叙事自觉性持续走强
以广义的定义理解为标准，主题出版的地方叙事是一种带有趋势性的新现象，并无疑义。那么，如采取准确的地方叙事定义标准，情况又如何呢？这里参照已有研究，以中宣部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为标本进行分析（见表1）。
可以看出，自2015年到2021年，在中宣部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中，地方叙事选题的立项数及其在总立项数中的占比，一直是逐年上升的，2022年比上年度略有回调，但仍处高位。考虑到中宣部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立项在主题出版工作中的风向标意义，可以说，地方叙事这几年逐步走高的总趋势是显著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几年间，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大学社等非地方出版机构策划的广义上的地方叙事选题（含地方出版社策划的非本地内容地方叙事选题）不断减少。据统计，2015年，这类选题有21个（其中13个为地方出版社策划的非本地内容地方叙事选题）；2016年有9个；2017年以后明显减少，从该年到2022年6年间，总数也就接近10个。与此同时，各地方出版社推出的地方叙事选题策划含量和编辑含量在显著提升。如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策划推出的《世纪江村：小康之路三部曲》，是邀请作家章剑华专题聚焦并深入调研苏州江村追逐小康梦想的沧桑历程而创作的，以小见大，生动揭示了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立足本地“北大仓”资源特色，2021年策划并专门邀请报告文学作家陈启文创作《中国饭碗》，该书出版不久即入选中宣部出版局“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好书荐读活动书单。可以看出，地方出版社在开展主题出版工作时，地方叙事的自觉性在不断增强，地方叙事选题的质量水平也在趋于提高。
3.地方叙事体裁的文学化趋势显著
考察梳理历年来入选的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还可以发现，2018年以前，地方叙事选题中较少出现文学体裁选题。即便有，也是零星出现，可以说完全不成规模、不成气候。2019年以后，情况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从这一年开始，文学体裁在主题出版地方叙事选题中一下子占了大头。初步统计，2019—2022年间，文学体裁在主题出版地方叙事选题中的占比一直在70%以上。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成了常见体裁，如2019年漓江出版社《大桥》、2020年海天出版社《为什么是深圳》、202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世纪江村：小康之路三部曲》等。其中，小说、诗歌等题材也次第出现，如2020年长江文艺出版社《“逆行者”：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诗选》、202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千里江山图》等。这也显示出地方叙事中文学体裁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样化。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选题中，文学体裁类的上升趋势并没有那么明显。这种错位充分说明，地方出版社在策划地方叙事选题时，更加注重通过文学体裁、文学手法表现出版主题、追求主题出版价值的实现。
二、制度安排与技术革新：新趋向的两大深层动因
地方叙事何以成为主题出版的一种新趋向？市场上有读者的阅读需求，自然是一大直接原因。但仅此还不能解答，为何在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地方叙事没有在主题出版方面“崭露头角”乃至“风生水起”。笔者认为，主题出版的地方叙事成为趋向，有两大深层动因：一是社会主义出版制度安排，这是产生新趋向的基础动因；二是出版及信息传播技术革新，这是产生新趋向的关键动因。
1.社会主义出版制度安排：产生新趋向的基础动因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出版管理体制。1950年12月1日，始建于1921年9月1日的人民出版社重建，专门承担体现党的意志、宣传党的思想的重要出版功能。到1956年，全国各省区的人民出版社基本都建立起来，各出版社内部机构基本相同，设有政治、科技、教育、少儿、古籍、美术等编辑部。由此，中央—地方两级出版管理体系初步建成，为我国形成完备和成熟的社会主义出版体系奠定了基础。这一体系“一方面确立了党对出版业的统一领导，使其保证正确的舆论导向；另一方面促进了出版业的有序发展，基本满足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需要”。[8]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经过探索、调整、转型升级、深化发展等不同阶段，一大批合格市场主体得到“重塑”。与此同时，在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文化体制改革作为“五位一体”全方位改革的重要内容，出版改革纵深推进的过程中，出版“四梁八柱”性质的基础性制度进一步完善，出版管理体系及出版主体总体格局基本保持稳定。
我国社会主义出版制度的另一大特点是，出版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相应地，出版活动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从使命任务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人物著作的出版始终是第一位的出版任务”，出版机构就是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各个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围绕各个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进行宣传策划和出版，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阐释和分析现实问题，为广大群众释疑解惑，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因此“主题出版是出版中‘普照的光’，决定了当代中国出版的导向和方向”。[9]主题出版的价值追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出版制度下，其实是一以贯之的。主题出版的使命任务是面向所有出版机构的。就当下来说，无论是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大学出版社，还是地方出版社，都责无旁贷要开展主题出版工作，同时要不断增强行动自觉和主动精神。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要“牢牢掌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这更为新时代我国出版机构进一步做好主题出版工作提出新的明确要求。
2.出版及信息传播技术革新：产生新趋向的关键动因
技术变革对社会的影响是广泛的，出版业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有出版人感慨，“数字化大潮的声浪无所不在，出版人来不及思考或容不得出版人思考，出版就已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其中，仓促上阵了”。[10]那么，出版及信息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如何影响和促进地方出版社开展主题出版的地方叙事呢？
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即讯息——“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11]出版及信息传播技术的更新迭代，促使出版业深深卷入媒体融合的大潮，整个出版的产业链乃至生态圈都在发生变革，出版业在无形中也产生了“新的尺度”。
首先，技术革新“祛魅”作者权威，扩大了主题出版地方叙事的创作源头。在出版的产业链中，作者是内容的源头，失去作者，出版将成为无源之水。出版对作者的资质也有严格要求。由于出版资源及出版技术条件的限制，只有达到一定水平的创作者，才能成为出版的“作者”。也可以说，在传统的出版产业链中，作者的“权威”是很被看重的。没有相当之水平，没有在所处领域达到一定的“权威”地位，是难以成为出版社作者的。而出版及信息传播技术的更新迭代，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出版社作者的这种“权威”。主题出版优秀图书的作者本来更多集中于政治、文化高地，尤其是首都北京，技术革新“祛魅”作者权威后，在无形中扩大了地方出版社主题出版地方叙事的创作源头。
其次，技术革新呼唤选题内容现场感，激活了主题出版地方叙事的题材线索。新的数字传播技术促使图书媒介与新闻媒体融合，而且“新媒体给出版带来了新的产业特性”，其中之一就是图书内容传播也需要“更多的现场感和体验感”了。[12]对于地方出版社来说，策划和开发提供生动有益的地方性内容，无疑是提供给读者“现场感”的直接路径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充分认识到“地方出版社尤其要注重挖掘本地区的资源优势，把重大主题通过精心策划落到实处”，于2019年挂牌成立了“党的诞生地”主题出版中心，策划了《战上海》《光明的摇篮》等主题出版物。[13]这些做法既盘活了地方主题出版资源，也使得主题出版的现场感大大增强。
再次，技术革新丰富图书营销手段，提升了主题出版地方叙事的传播效果。优秀的主题出版地方叙事选题，其内容“上接天线，下接地气”，能够以小见大，以地方性内容体现中央和国家意志，实际上读者受众是不局限于地方的。当然，除了内容本身，营销的水平与质量，也影响着图书市场表现及传播效果。出版和信息传播技术的革新，使得图书营销手段愈加丰富，这为主题出版地方叙事选题打破信息传播的地方局限提供了更多机会。正是得益于此，上海人民出版社围绕《战上海》等地方叙事选题，采用“新手段”、利用“新载体”、拓展“新人群”，策划开展一系列营销活动，吸引了众多本地读者和年轻读者。
三、促进地方叙事高质量发展：对于新趋向的思考
作为出版行业尤其是主题出版领域的一种新趋向，主题出版的地方叙事已经过了若干年的实践，取得相当大的成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与此同时，业界和学界对这一新趋向给予了一定的关注，进行了学理性的思考。鉴于这种新趋向仍呈现方兴未艾之势，结合已有实践及相关思考，对其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评估，指出其中值得警惕的问题，并对其后续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成为一件既有较强现实意义，也已略显急迫的事情。
客观来说，地方叙事对于主题出版不断做强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丰富了主题出版内容题材。以往较少注意的地方性、微观性内容，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关注与开掘，有效纠正了以往人们对主题出版动辄“宏大叙事”的刻板印象。二是拓宽了主题出版形式体裁。在地方叙事深化发展过程中，一些以往较少被采用的体裁如诗歌、歌词、长篇小说等纷纷出现，丰富了主题出版的表现手法。三是增强了主题出版传播效果。由于具有较强的现场感、贴近性，目标受众较为清晰甚至精准，地方叙事在无形中扩大了主题出版的读者群体，主题出版的传播效果由此得到增强。
就出版行业长远发展来看，主题出版地方叙事也可能产生其他方面的影响，也需要引起重视。为促进地方叙事以及主题出版乃至整体出版工作高质量开展，地方出版社有必要在以下方面稍加留意。
一是避免市场竞争中主体性的弱化。我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之后，出版机构的市场主体地位得到明确与凸显。无论是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大学出版社，还是地方出版社，在整个图书市场上都是独立且与其他出版社存在竞争关系的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策划什么样的选题，完全是竞争主体根据市场需要进行研判进而付诸实施的独立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讲，所有的选题线索内容素材是面向所有出版社开放的。地方出版社出于市场竞争需要，可以策划空间维度具有差异性的地方叙事选题，也可以策划其他维度具有差异性的各类选题。如果地方出版社在主题出版的地方叙事方面“嫁接”精巧，很好地做到“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同时在规模和资源分配方面处理妥当，那对自身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定然大有助益；但如果地方出版社“用力过猛”，将过多精力及注意力放在不具有典型意义的地方有关工作上，则可能存在削弱自身在全国出版市场上整体竞争力的风险。
二是避免出版内容的板结化。作为出版行业市场主体，一家出版社的读者定位、作者选择以及选题线索、内容素材，一般都不受特定空间的限制。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各出版社多年来持续推出了丰富的图书产品，也促进了行业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家出版社过度聚焦特定地方有关选题线索、内容素材乃至作者，持续推出地方叙事有关图书产品，以致在整个图书产品中地方叙事选题占到过高比例，那么产品结构就显得失衡，有趋于板结化的可能。在整体产品结构中，地方叙事选题占有适当比例，既能保证整体产品的竞争力，又能显露合理的差异化优势，有利于地方出版社发挥地方叙事选题的积极作用。
三是避免出版视野的封闭化。近20年来，我国出版国际传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这离不开国内广大出版机构的努力，他们的国际视野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提升。一些地方出版社在积极推进原创内容走出去的同时，更以宽广的视野和强烈的文化自觉，积极引进全世界优秀出版成果。如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创办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30多年持续耕耘，迄今已引进超过200种海外学者研究中国有关问题的专业著作，在国内学术界、读书界产生很大影响。[14]地方出版社开展主题出版的地方叙事，选题视野必然在某种程度上聚焦地方特色，这与国际传播存在一定的张力。如果在保持国际视野的前提下去策划地方叙事选题，注意挖掘地方叙事选题中的国际传播潜力与因子，可以打造适于国际传播的精品；如果在聚焦地方时过于强调地方本位，不考虑大的国际传播背景因素，那么久而久之，出版社的整体出版视野也会趋于封闭。
四、结语
主题出版的地方叙事近年来成为一种趋向。所谓主题出版的地方叙事，是指地方出版社以本地区相关内容为表现对象，以体现国家意志为目标的主题出版行为。对地方出版社来说，地方叙事既是开展主题出版工作的一种可行路径，也是进行差异化竞争的一种可行策略。
但主题出版的地方叙事需要高质量推进。随着主题出版的地方叙事成为一种趋向，各地方近年密集策划一大批地方叙事类选题，推出一大批地方叙事类图书产品，其中既有佳著，也不乏平庸之作。主题出版地方叙事的高质量，需要地方出版社避免市场竞争中主体性的弱化、出版内容的板结化、出版视野的封闭化，对选题严格要求，精益求精，确保地方叙事选题成为主题出版的特色内容、有益补充。在此前提下，地方出版社可以将地方叙事作为重要路径与可行策略，高质量推进主题出版工作。
（作者单位：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注释：(略)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