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四个自信”，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而且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这其中，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在大力倡导文化自信的引导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出版迎来日益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学术出版同样也是发展和弘扬文化自信的重要领域和基本支撑，它吸引和呼唤着许多出版社和出版人为之不懈奋斗。回顾这些年来我国学术出版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和所表现出来的独特作用，作为一个老编辑和老出版人，我还是为自己能够参与其中并作出自己的贡献而感到无比自豪。我特别期待新时代青年编辑们积极投身到我国学术出版行列中来，大家一起来描绘和迎接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繁荣发展的明天。

对谈嘉宾

  贺耀敏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获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入选“四个一批”人才、获韬奋出版奖，获中国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中国出版政府奖、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担任国家和北京市哲社基金评审成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等。承担国家和省部级各类课题10余项，著有《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六十年国事纪要（经济卷）》《春潮涌动：1984年的中国》等，发表论文百余篇。

  书同：学术出版确实十分重要。我国出版界的青年编辑越来越多，许多青年编辑往往一谈到学术出版都会敬而远之。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学术出版的老出版人，你觉得学术出版的难点和乐趣在哪里？

  贺耀敏：是的，对于许多青年编辑来说，学术出版与其他出版领域相比是有门槛的，没有扎实的专业训练和较好的专业素养，往往会感到学术出版比较困难，不像大众出版等类别的选题那样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是我觉得这只是表象，学术出版有门槛，一旦跨过这个门槛那就会有一种“如鱼得水、乐在其中”的感觉。一个出版人如果每天能够阅读到他参与出版的优秀图书，与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和文化人物进行书本上的交流，始终徜徉在书的海洋里，那将是最快乐的事情。

  记得2002年我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伊始，就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那就是要不要系统规划和大力发展学术出版。我们向学校领导和教学科研人员征求意见，还在出版社内部组织员工开展大讨论，结果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一致认为，一定要把学术出版作为人大社今后的主要发展方向。所以从那时起，在制定出版社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我们系统调整和规划了学术出版的发展战略，将其品种比例提高到30%左右。就是这样不动摇地坚持了许多年，使出版社的学术品牌不仅树立起来了，而且也响亮起来了。

  在我们坚持学术出版的过程中，有人讥讽说我们很“傻”，不懂出版的“秘密”和“诀窍”，也有人善意地提醒我们，“学术出版是小众出版，赚钱的少，赔钱的多”。但我始终认为，在中国做出版，“小众不小，大众不大”，眼睛不能总盯着所谓“大众”。为什么说“大众不大”呢？就是说看似做大众图书读者市场广大，其实大众图书也是要细分市场的，并不存在大众图书人人在读的情况。为什么说“小众不小”呢？我国学术出版看似读者不多、规模不大，但是属于这个小众的读者人数十分庞大，他们都是学术出版的忠实读者，还不要说高校在校生更是庞大的群体。实践也告诉我们，学术著作总体上可以做到“微赢利”，只要付出心血精心策划出版的学术精品，销量都会超过3000册。加上这些年来包括国家出版基金等对学术出版的资助，从一定意义上弥补了学术出版盈利能力的不足。

  今后学术出版大有可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这就需要建设与这个目标相匹配的高质量发展的新闻出版事业，大批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图书必将应运而生。目前国内学术出版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术出版领域的中青年编辑队伍总量不够，整体策划能力亟待提高。我总是说，没有一流的人才很难有一流的事业。一切优秀出版物都是作者与策划、编辑共同努力的产品，优秀策划、编辑是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一家出版社兴盛和一批精品力作的出版原因有许多，但总是离不开若干优秀策划、编辑的努力奋斗和执着追求。

  记得当我们争取到《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文简体字版的出版权时，学术界许多朋友都提醒我，说这套文集14卷20册，涉及的学科繁多，编辑难度很大。但我们出版社10余位编辑就是抱着一种责任心，用两年时间编辑并出版了这套学术巨著。当在香港举行文集发布会时，饶宗颐先生致辞说：“我的这部书经过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和出版后，可以流传后世了。”听到饶宗颐先生这样说，我当时就热泪盈眶，这是对我们编辑出版工作的最高肯定！这套文集已经成为了解和研究饶宗颐学术思想的基本著作，我们真正享受到了学术出版带来的荣耀和学术追求过程中的幸福。

  书同：你讲的这个故事很感人。对于青年编辑来说，做学术出版是需要不断学习的，学术出版毕竟与其他类别的出版不同，需要长期积累。

  贺耀敏：是啊，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好学术出版的编辑工作的。从经验上来说，学术著作组稿难，编辑加工难，成为畅销书难，这都使得学术出版更像“阳春白雪”。学术出版对编辑人才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养的要求是很高的，从全行业来看，高端人才和骨干人才匮乏已经成为制约出版业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许多出版单位都反映现在处在新老交替的密集期，现在的青年编辑面临着生活、工作和提高等多方面的压力，各种压力交织在一起难免使他们对出版事业的崇高感和对出版社的归属感减弱了。加之互联网和数字出版的冲击，更使优秀青年编辑人才队伍建设难度加大。如何使优秀编辑人才尽快成长和脱颖而出，如何让青年编辑人才真正能够安下心来从事我国出版事业，编辑出版更多更好的图书，是需要政府、出版企业从多个方面着手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如今我国学术发展和学术进步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学术研究不断深入，许多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学术研究不断交叉融合，不少新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纷纷涌现。这就要求我们的青年编辑要深耕学术出版，不仅要了解学术发展的趋势和动向，还要了解学术研究团队和个人的成果，把优秀的研究成果挖掘出来。你可以说这是挑战，但我更相信是机遇，所以我期待着青年编辑一定要站立在时代学术出版的潮头，做这个时代学术出版发展的弄潮儿。

  在我的经历中，许多学术著作的出版都是具有跨越时空的意义的，参与编辑出版不仅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当我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时，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们出版的《方立天文集》（10卷）和曾宪义教授主编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10卷），前者是当代研究中国佛教的集大成式文集，后者是建立“中华法系”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奠基性著作。曾经人们谈到中外文明发展时，津津乐道的更多是西方宗教与哲学，但是中国历史上同样有成熟的宗教思想，这就是佛教思想。尽管佛教不是在中国诞生的，但是却在中国得到了最完备的发展。方立天教授一生的学术研究就是要揭示这一宗教思想体系的历史价值和思想价值，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样，在法学界不少学者提出要树立“中华法系”的历史地位，使之与目前法学界普遍认可的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辉映。但是没有对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入研究，要建立“中华法系”谈何容易？曾宪义教授和他的学术团队承担起了这个历史任务，他们深入研究和整理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撰写出了这部鸿篇巨制，让“中华法系”建立在了牢固的学科研究和学术研究基础之上。今天看来，我更感到这两部著作的学科意义和学术价值比当时显得更为深远。

  书同：我国许多学术前辈和学者都十分令人尊敬，许多青年编辑也谈到与学者打交道时感到压力很大，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与他们有更多思想交流并争取到他们的学术成果？

  贺耀敏：我很能理解这种境况，我们都年轻过。出版是与人打交道的行业，我们向前辈学者和知名学人约稿时，同样也有这样那样的忐忑心情，但是有了发自内心的对学术和学者的尊重，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我经常说，优秀的策划编辑一定是某一学科里最了解学术前沿和学术动向的人，编辑不是学术研究者，不是要对问题本身有自己深刻的见解，但你应该了解学术和学科动态。譬如你负责理论经济学领域出版，那你起码要对国内排在前10名的经济学院和排在前50名的优秀学者有一个基本了解，能够说出这些学院的学术研究重点和学科发展特长，能够说出这些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和代表性成果。这实际上就是要求编辑们一定要走出办公室，走近相关学院和学者，踊跃参加他们的各种学术活动，从中捕捉学术信息、激发出版思路、发现图书选题。与专家交流、与学者沟通、与大师对话，背后就是与思想对话、与时代对话、与生命对话。

  我接触的一些优秀编辑都有这样的特点，就是他们对图书特别敏感，每次讲到某位学者有什么作品等就会滔滔不绝、很激动。我有一个信念，做出版的人只有激动了自己，才会打动作者、感动读者，好书就是在这种激动、打动、感动中产生的。

  记得当年我们编辑《谢无量文集》（9卷）的时候，许多人对谢无量并不了解。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谢无量是一位有着特殊地位的学者。谢无量的文稿从哪里来？他的家人手中没有收集，我们则是一次次奔波于图书馆，从浩瀚数据中查找信息，进而找到他的各种著作进行编辑加工的。当时距离他的著作进入公版期仅有几年时间，一些人建议我们“偷巧”，等到进入公版时再出版，我们没有这样做，坚持取得了他家人的授权。这样看似“愚笨”的做法，让我们赢得了许多作者的信任。《吴晗全集》（10卷）出版过程中，为了取得他家人的授权，我们在海内外多方联系，最终争取到了吴晗旅居海外的儿子的授权。编辑出版《汤一介集》（10卷）过程中，我们更是全心全意、一丝不苟，汤一介先生还抱病参加了出版座谈会。后来乐黛云先生对我们讲，汤先生觉得这是他晚年很欣慰的事情。我主持编辑出版了《袁宝华文集》（10卷）更是受到各方面人士的高度好评，朱镕基同志出席了2015年5月举行的出版座谈会并作了感人至深的讲话。

  因为策划与出版的缘故，我接触到了国内外许许多多的著名学者、政府官员和出版商，其间有许许多多难忘的故事和片段，这些不仅成为我出版工作中的点点滴滴美好记忆，更重要的是鞭策我继续从事学术、继续关注学术，做一个真正有学术情怀的人。通过编辑出版学术大师的文集，我与许多学术大师都成了忘年交，这也是我的精神财富。

  书同：学术出版真是一项令人羡慕的出版事业。看来做学术出版还需要长期坚持才行，没有日积月累，很难有好的作品出来。

  贺耀敏：学做一个好编辑就是学做人的过程，学术出版的最大诱惑就是它可以成为一生的事业。一个出版社往往会有许多出版系列图书，这些都是出版社的品牌。许多品牌都是几代出版人心血的结晶和奋斗的结果，需要格外珍惜和传承。例如，人大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经济科学文库”“管理科学文库”“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丛书”“法律科学文库”“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等学术系列图书，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等系列翻译图书。我总是不断告诫青年编辑，学术出版精品重在挖掘发现、重在专业视野、重在潜心探索、重在重新阐释，就是希望真正有人舍得在学术出版领域花精力、多投入。

  许多精品力作之所以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也是由于作者长期研究才取得的成果。我们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康德著作全集》现在都成为世界名著出版中的经典了，前者是苗力田教授主持翻译的，曾经引起巨大反响，后者是苗教授的学生李秋零教授主持翻译的。李秋零教授翻译《康德著作全集》可谓“十年磨一剑”，倾注了大量心血。学校科研部门和出版社编辑10年跟踪服务，创造各种翻译和出版的有利条件，终于使这部经典著作与广大读者见面。试想，没有长达10年的坚持，怎么能够做好这部著作的出版？

  此外，如高占祥和池田大作合著的《联接地球的文化力——高占祥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厉以宁教授的《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和《欧洲经济史教程》、刘世锦研究员的《传统与现代之间——增长模式转型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李晓西教授的《宏观经济学（中国版）》和《宏观经济学案例》、吴光教授主编的“阳明学研究丛书”等，都是编辑长期跟踪服务才落到人大社的。

  要想把学术出版做好，还需要编辑有一种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怀。近些年来，人大社相继出版了《新中国口述史》《改革开放口述史》《改革开放四十年口述史》等优秀图书，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这都是编辑长期与有关部门反复联系与跟踪争取来的。在策划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时，就是希望它能够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和出版界合作的范例，我们约请了一批著名学者组成编委会，遴选优秀图书组织出版，已经出版了第一辑、第二辑共计100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具有很好的口碑。又如顾海良教授总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4卷），也是策划编辑长期跟踪和争取获得的优秀图书，这是一套系统权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思想进程的研究著作，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热烈反响。顾海良教授总主编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9卷）也在陆续出版中，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领域的经典学术精品。

  青年出版编辑适逢盛世，我相信你们一定不会辜负这个新时代，不会辜负光荣的文化使命，必将出版更多有持久生命力的优秀学术图书。